唐代文人高适、岑参等因负羽从军、秉笔参政等原因而与浩茫西北结下了文学缘分，“边塞诗派”因之而起，唐人即赞之“语奇体峻，意亦造奇”（殷璠评岑参）。“文学西北”便逐渐以一种集刚健昂扬与苍凉感伤于一体的矛盾美学风貌为后世所熟知，如“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正是因为有这样深厚驳杂的诗学基础，“西部文学”成为今天的文学界还在持续探讨的话题。这一“流派之思”体现了西部文学创作和研究的理论自觉，其中暗含着丰富的话语空间，比如下面我们要探讨的西部文学话题对西北多民族作家、学者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模塑、助推、强化作用。

　　习多次强调，“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长期以来，西北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都以一种良性互动的方式存在着。正是因为有着良好的历史基础，作为西部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当代西北多民族文学创作和研究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始终都在，坚定的爱国主义立场始终都在。这在1980年代至今的关于西部文学的话题言说中有着比较清晰的呈现。

　　从理论建构的视角来看，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文坛迎来了文学发展的新时期，在学术水平快速提升的理论平台中，西北多民族文学的地域性内涵也得到了较好的理论观察，在本已有之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政治视野中，西部多省区的文学活动逐渐形成了良好的互动互促局面，学者、作家通力合作，共同探索着与“西部文学”这一“流派之思”相关的各种话题的内涵和外延：“敦煌文艺流派”“西部诗歌”“新边塞诗”“高原诗派”……纵观80年代，西北五省区轮流举办的与西部文学流派话题相关的活动都取得了较好成效。

　　由于西北多民族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长期以来，各族人民在互通有无的经济生活和相濡以沫的日常生活中形成了交往交流交融的良好惯性，因此，在关于西部文学流派之思的实践活动中，表现出明显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特征。这突出表现在基于西北多民族人民团结意识而形成的多民族学者、作家跨地区、跨文体的和谐交流局面始终都存在，不同民族的学者、作家因文相识、惺惺相惜，共同建构西部文学的相关理论，如西部文学的概念与范畴、西部文学的特点与价值等等。他们甚至在乐观展望西北五省区能够联合建立西部文学院等研究机构、设立西部文学奖项等问题。这无疑都需要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的通力合作。因此，在西部文学理论建构的过程中，西北多民族学者、作家彼此结下像石榴籽一般紧紧抱在一起的兄弟情谊，合力推动了西部文学理论的建构。

　　一方面，汉族学者和作家对西部文学流派之思有开拓之功，贡献了理论智慧，对西北多民族文学创作突破单一的或民族或省份或生产方式的窄小视野、向宏大文化时空进发产生了有益的启发和指导。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陕西的肖云儒，甘肃的林染、余斌、谢昌余、孙克恒、唐祈、高平、管卫中，新疆的雷茂奎、周政保、周涛、杨牧，青海的昌耀、燎原等，因为对西部文学相关问题的共同关注而多有交集。早在1982年1月，甘肃酒泉的杂志《阳关》在第1期开始以专栏的形式尝试探讨“敦煌文艺流派”的问题，引发了学界对西部文学相关理论线年，由生活工作在甘肃的学者、诗人合写的探讨西部诗歌问题的理论文章《西部诗歌：拱起的山脊》（孙克恒、唐祈、高平合著）在《当代文艺思潮》发表。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一批关于西部文学的高质量的理论文章被集中编发在甘肃的《当代文艺思潮》杂志，在全国文坛产生了较大反响，极大地推动了讨论和建构西部文学的进程。2019年，丁帆主编，马永强、管卫中副主编的《中国西部新文学史》一书中还专门辟有一节“《当代文艺思潮》与西部文学”。

　　另一方面，汉族学者和作家关于西部文学的持续研究又始终离不开由本地区少数民族学者和作家参与形成的多民族文化生态圈的支持，良好的多民族文化生态无疑为西部文学的理论建构提供了丰富的根性营养。比如在研究西部文学审美特征的过程中，许多学者、作家就注意到了西北少数民族丰富的民间文化（如神话的原型价值、史诗的宏大叙事力量、民歌的抒情况味等）为作家文学所提供的诸多文学营养，相关的少数民族学者和作家也就此问题发表过真知灼见。各民族学者和作家因为对西部文学的共同探讨而结下了可贵的跨民族友谊，并由此在后续的文学研究和创作中进一步融合了多民族文化。进入新世纪之后，因为交通与通讯的便利，西北五省区的多民族作家有了更为频繁的交往交流交融。值得注意的是，检视新世纪以后的西北多民族地区的文化生态，依然是由多民族学者、作家、民间艺术家等人共同合力推动着西部文学的持续健康发展，比如说时下就有不少学者和作家与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建立了良好的学术合作关系甚至美好的友谊。这种温暖和谐的文化现象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题中应有之义。

　　如果把作品编选、期刊编辑的具体工作放大来看，就是文学生产的大线年代，随着西部文学话题讨论的深入，由西北地区学人主编的作品选集和期刊专栏以“西部”为关键词的渐渐增多，编选者以西部文学的相对统一的审美标准重新观察和要求作家作品。也就是说，书刊掌舵人对西北多民族作家的创作产生了新的期待视野，而这种期待一旦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文学生产制度层面的意义，就会对西北多民族作家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产生引导和强化作用。1986年，孙克恒主编的《中国当代西部新诗选》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选入了林染的《敦煌的月光》、周涛的《绿洲上空有一弯冷月》、昌耀的《所思：在西部高原》、赵之洵的《莫高窟的婚宴》等诗。1986年，宁夏举办了西北五省区文学期刊编辑工作座谈会，从“大西北文学”的整体视域思考西北文学期刊的相关编辑问题，宁夏的杂志《朔方》报道了相关情况，即《面对大西北文学世界的思考——西北五省区文学期刊编辑工作座谈会纪要》。90年代初期，青海人民出版社以“中国现当代名家名作丛书”为题编选出版了张贤亮、贾平凹、张承志等“在西部”或“写西部”的实力派作家与西部文化相关的力作。其中，张贤亮选集的题目即为《合欢——张贤亮西部小说选》。90年代中期，青海的《青海湖》杂志专门设置了“西部诗坛”专栏。新疆的《西部》杂志前身是创刊于1956年10月的《天山》，1962年1月更名《新疆文学》，1985年1月更名《中国西部文学》，2001年4月更名《西部》……上述以“西部文学”为宏观观察平台的编选、编辑方式实际上对西北少数民族作家作品提出了新的要求：侧重从大西北深厚历史文化的整体性角度去思考文学问题。如前所述，这种整体性要求是一种对西北文学的新的期待视野，其实触及到了学者谷苞所说的“西北地区的文化是形成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源头”（谷苞主编《西北通史·序》）的大问题。这对本来就有着家国情怀的西北少数民族作家而言，无疑是一种更为明晰的引导和规约，起到了比较明显的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用。因为少数民族作家从西部文学编选、编辑标准中感受到了发表作品的新标准，产生了比较自觉的冲破狭小一隅去建构有深度的“文学西北”的宏大意识，从“文学西北”出发，开始思考“羲皇故里，河岳根源”视域中的中华民族文化的整体特点及如何对之进行文学表达的问题。凡此种种，都使西北少数民族作家热爱祖国大好河山、悠久历史的归属感、自豪感自然聚集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从而突破了过去只从单一的或民族或省份或生产方式思考文学问题的狭小视角，从而进一步强化了西北少数民族作家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从作家个体来看，西北多民族作家一直有着书写多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良好传统，西部文学的相关讨论对这一书写传统进行了理性深化和系统推进，进一步加强了作家主体精神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方面，西北地区的许多汉族作家在创作初期就有自己相对固定的少数民族文化田野采风基地。一部分作家长期生活、工作在少数民族地区，对少数民族文化有着较好的了解和较深的感情，他们从少数民族文化中汲取写作的灵感，也收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般紧紧团结在一起的兄弟感情。从西北多民族文学素材宝库里生长出来的优秀当代文学作品不胜枚举，原始素材经由作家用精美汉语进行深度重构之后便超越了地域性之限，不少作品以弓马娴熟的汉语文学姿态跃升为高水平的中国当代文学优秀作品，其中的部分作品甚至有成为传世经典的可能性。这些文本丰富着中国文学的审美经验，也在现实中以艺术的力量推动着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从一个侧面生动阐释着西北多民族文学实践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另一方面，由于学界对西部文学概念的热情阐释与对西部文学平台的热忱建构而产生了较强的理论濡染力，西北少数民族作家也自然而然地逐步形成了西部文学的整体思维。如前所述，相较于过去围绕单一的或民族或省份或生产方式进行写作的局限，西部文学的倡导为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写作打开了另一个新的整体性思维的天地。另外，由于郭沫若、茅盾、艾青、贺敬之、闻捷、李季、王蒙、张贤亮等与西部产生过一定文化联系的文坛名家的创作被纳入了广义的西部文学范畴，一部分当代文坛资深评论家也因为对西部文学的关注而与少数民族作家产生了较好的互动，以为其作品集作序等方式热情推介西北少数民族作家。上述种种，使得西北少数民族作家不仅有了更多可资学习借鉴的汉语文学资源，而且使其创作思维发生了结构性的重大改变。上述文学学习交流活动都间接提升了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写作水平，开阔了文艺学等方面的理论视野，也水到渠成地进一步强化了少数民族作家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西北多民族作家的主体精神中有着先天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良好基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对多民族文化的了解、热爱、互赏的文化生态中自然成长，而在西部文学的相关讨论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又得到了诸多理性观察和科学指引，因此更加清晰牢固。在西北诗人群中脱颖而出的来自湖南的汉族诗人昌耀的个案值得研究。他从西北出发，诗歌达到了一种新的美学高度。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成就了昌耀辉煌的精神王国，淳朴善良的少数民族亲人则让孤身漂泊数年的昌耀有了一个温暖的家庭，“夜行在西部高原/我从来不曾觉得孤独”（昌耀《夜行在西部高原》）。平凡却温暖的高原生活，让昌耀以更为切近的方式全面深刻地感受到了西北多民族民间文化真善美的澄澈本质。无论是个人虽然曲折但仍被高原温暖接纳的生活经历，还是诗歌中显而易见的青藏意象，我们都有理由做出一种判断，昌耀站在西北高原之上达到的汉语诗歌的审美高度，是对中华多民族文化做出的一种理性糅合与深情阐释，他在高原上的家庭生活、诗歌实践、美学立场都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早期那些温暖的家庭体验如阳光穿过阴霾一样折射在了他那些有着历史纵深感的诗篇之中，和少数民族亲人一起度过的安稳生活也从另一个角度为他的诗歌植入了如草原一样广阔的人民性内涵。正因为如此，在昌耀的长篇组诗《慈航》中才有了这样深情的句子：“是的，当那个老人临去天国之际/是这样召见了自己的爱女和家族：/‘听吧，你们当和睦共处，/他是你们的亲人/你们的兄弟，/是我的朋友，和/——儿子！’”。昌耀对西部文学话题做过一定思考，他给新疆作家周涛的诗会赠言流溢着西北多民族作家在日常生活交往中结下的深厚兄弟情谊：“前方灶头/有我的黄铜茶炊”（昌耀《在山谷：乡土》）。昌耀在西北高原上的诗歌实践活动无疑是中国当代新诗史上重要的一笔，也为多民族作家如何既深情又深刻地表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问题带来诸多有益启示。

　　西部文学话题中的文学西北板块自上世纪80年代起形成的正确的思想意识、良好的文学生态、包容的学术风气一直延续至今，是一种优良中正的地域文化传统，其意识形态核心就是爱党爱国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种优良传统在后来西北五省区举办的关于西部文学的诸多学术活动中都得到了良性传承。从这些学术活动中，我们既看到了西北文学界试图厘清西部文学相关问题的学术努力，也看到了西北文学界勇于承担新时代新的文化政治使命的积极姿态。

　　曾经，关于“西部文学”的学术话题已经产生了许多优秀的学术成果，今天，相关话题仍在讨论之中，关于西部文学“流派之思”的学术任务似乎还没有完成，仍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一代一代的学者作家始终活跃在这一话题的讨论之中，学术接力棒仍在热情真诚的传递之中。从西北本土的学者、作家这一群体来看，这无疑表达出了很强的学术使命感和责任感。

　　回首过往，展望未来，期待在学界的共同努力下，西北多民族文学能在新时代“一带一路”建设新语境中有新的作为。文学语境早已日新月异，有机遇更有挑战，曾经有过的民间底色、苦难意识、神秘主义、苍凉背景、英雄主义、阳刚气质、生命意识等等关于西部文学的种种关键词不应该成为标签化的浅薄束缚，而应该得到更具科学精神的理性研究与深度挖掘。西北本土学者与作家有着熟谙与热爱西北多民族文化的先天优势，也已经体现出了进一步强化科学研究精神、现代性立场、文献意识、田野意识、文化交流意识等的主观努力，在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立场中，期待能将“西部文学”“文学西北”的丰富话题写出高度、论出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