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哲学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个是理论哲学，另一个是实践哲学。属于理论哲学的有形而上学、认识论、语言哲学、心灵哲学、科学哲学和知识论等，属于实践哲学的有政治哲学、道德哲学、法哲学、社会哲学和美学等。

　　从对象方面说，理论哲学研究的是“事实”问题，尽管哲学家们对“事实是什么”具有不同的看法。基于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不同，哲学家们也被分为实在论者和非实在论者。实践哲学研究的是“价值”问题，而价值是各种各样的，如政治价值、道德价值、社会价值和美学价值等等，从而它本身又被分为政治哲学、道德哲学、社会哲学和美学等。

　　从主体方面说，理论哲学对应于康德所说的理论理性，它关心的问题是“我们能够知道什么”，而实践哲学对应于康德所说的实践理性，它关心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做什么”。要知道“我们能够知道什么”，就必须既了解世界（形而上学），也了解我们自己（心灵哲学），还要了解我们与世界的关系（认识论和语言哲学）。要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就必须知道什么是正义和非正义（政治哲学），什么是正确和错误（道德哲学），什么是好和坏（社会哲学），什么是美和丑（美学）。

　　在这种意义上，政治哲学是一种实践哲学。为了使政治哲学的观念更为清晰，我们应该对它作出明确的界定。要对政治哲学给出明确的界定，就要确定政治哲学所研究的独特问题是什么，而这些问题是其他实践哲学（如道德哲学和美学）通常不会关注的。那么政治哲学所关心的独特问题是什么？政治哲学所关心的独特问题包括三个方面：政治价值、政治制度和政治理想。虽然这三者密切相关，但是它们所指涉的领域是不同的。政治价值涉及的是政治哲学的价值理论，政治制度涉及的是国家理论，而政治理想涉及的是传统上所说的乌托邦理论。

　　首先，价值理论是政治哲学的基础。价值是我们追求的东西，它指引“我”或“我们”去做什么。指引“我应该做什么”的东西是个人价值，而指引“我们应该做什么”的东西是政治价值。个人价值可能只对某些人有价值，而政治价值对所有人都有价值。也就是说，政治价值是公共的。

　　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社会，人们所追求的政治价值是不一样的。对于当代社会，政治价值也是各种各样的，如自由、平等、权利、集体利益、公共福利和共同体的善等等。不同的政治哲学派别把不同的政治价值置于优先的地位，比如说，自由主义把自由放在第一位，社群主义把共同体的善放在第一位，社会主义把平等放在第一位。某种主义把某种政治价值放在第一位，这不意味着它不承认其他的价值。例如，虽然自由主义把自由放在优先的位置，但是它也追求平等、权利、公共福利等价值，只不过它主张自由优先于其他的价值。政治哲学是非常复杂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它要把所追求的各种价值（如自由、平等、权利、公共利益等）协调起来，使之成为一致的体系。

　　政治哲学的价值理论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属于义务论，另外一类是后果主义。一般来说，义务论的政治哲学主张，价值就是正义，而其正义体现为自由、平等和权利等等。后果主义的政治哲学主张，价值就是善，而其善体现为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公共福利等等。对于义务论，正义是共同的原则，善是个人所追求的东西，因此正义优先于善。对于后果主义，善是终极价值，正义是达到善的工具，因此善优先于正义。

　　其次，国家理论是政治哲学的核心。如果说道德哲学的对象是个人，它告诉个人应该做什么，那么政治哲学的对象就是国家，它告诉国家应该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与重视什么样的政治价值是相关的：一方面，政治制度应该体现出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政治价值；另一方面，政治制度也应该为每一个公民享有相关的政治价值提供保障。

　　对于政治哲学，国家理论主要有两种功能。国家理论的一个主要功能是为国家提供合法性，为某种性质的国家提供辩护。国家理论的合法性功能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个层面的问题是“国家是否应该存在”，它针对的是无政府主义。每个时代都有无政府主义者，他们认为任何国家都是压制性的，从而没有国家会更好。因此，政治哲学要为国家的存在提供论证，这种论证不仅要证明国家的存在比无政府更好，而且还要证明国家的产生和存在都是符合道德的。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国家是更好的”，它要在各种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中为某种政治制度的国家提供辩护。在历史上存在各种各样的政治制度，如君主制、立宪君主制和民主制。在民主制度中，还有自由主义的民主制、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共和主义的民主制、社群主义的民主制等区别。政治哲学要证明，在这些政治制度中，哪一种是更好的或最好的。

　　国家理论的另外一个主要功能是对国家权力进行限制。国家理论为国家提供了合法性，但是它不认为任何国家都是合法的。政治哲学为实行某种政治制度的国家提供了辩护，但是它提供的是道德上的辩护，而只有那些经得起道德检验的国家对于这种辩护才是受之无愧的。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拥有巨大的权力，如果对这种巨大的权力没有限制，那么国家就有可能滥用权力，侵犯个人。为了限制国家的权力，政治哲学通常会提出一些国家不得违反的原则：首先是“自由原则”，国家不得侵犯每个公民所拥有的各种自由和权利，而这些自由和权利一般是由宪法和各种法律规定的；其次是“平等原则”，国家对所有公民应该一视同仁，不得区别对待，更不得歧视某些社会成员；最后是“中立性原则”，国家对于人们所追求的各种价值保持一种中立的立场，对于人们所拥有的各种信念和生活理想，国家不应该支持某一些和反对另外一些。

　　最后，乌托邦理论表达了政治哲学的理想。政治哲学与现实的关系是紧密的，但是与理论哲学不同，它不是表现现实，而是批判现实，不是反映现实，而是要超越现实。政治哲学不仅是否定的——揭示现存社会的各种缺点和不正义，而且也是肯定的——提出一种令人憧憬的政治理想。推动政治哲学的东西是康德意义上的实践理性观念：首先我们思考什么样的社会是理想的和我们愿意追求的，然后我们按照其理想把这种社会建造起来。

　　这种指向未来的政治理想通常被称为“乌托邦”。“乌托邦”这个词现在有两层意思：它表达了一种美好的理想，这种理想值得我们努力去追求，值得为之抛头颅撒热血；同时它也表达了一种不可能性，即虽然这种理想是美好的，但是它永远不可能实现。尽管乌托邦的第二层意思带有贬义，然而它在政治哲学中还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我们不能没有理想：如果社会是不理想的，那么我们会感到失望；如果我们失去了理想，那么我们会感到绝望。

　　在政治哲学中，存在三种乌托邦观念。第一种是传统的乌托邦观念，其含义是最强的。传统的乌托邦观念有两层意义：首先，乌托邦是一种取向未来的理想，并因其超越了现实而具有一种不可能性；其次，乌托邦是导向行动的，它试图打破现存社会的秩序，建立一个更理想的社会。这种乌托邦观念往往试图通过革命来改造现实。第二种是现实主义的乌托邦观念，其含义是温和的。这种乌托邦观念不仅考虑政治理想的可欲性，而且还要考虑其可行性。这种乌托邦观念相信未来社会有可能实现人们的政治理想，从而它追问，在完全有利的并且可能的条件下，一种理想的社会是什么样的。第三种是最低限度的乌托邦观念，其含义是最弱的。在这种乌托邦观念中，实现人们理想的地方不是国家，而是各种各样的共同体。这些共同体或者是一些志同道合者建立的，或者是他们选择移居其中的。在这种意义上，国家只是一种“元乌托邦”，而真正的乌托邦存在于人们直接生活于其中的共同体之中。在这种乌托邦观念中，乌托邦与现实之间的界限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了。

　　政治哲学关心的主要问题是政治价值、政治制度和政治理想。但是，其他学科也会关心这些问题，尽管不是把它们当作核心。例如，政治学家和法学家也会关注政治价值、政治制度和政治理想的问题。区别在于重心的不同，政治哲学家不仅要就这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而且更要给出支持自己观点的理由。政治哲学的重心是论证，它应该证明自己的主张。当然，政治学家和法学家也需要拿出理由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不同的地方在于，政治哲学的论证带有自己独特的特征。一般而言，政治哲学的论证具有三个特征，即它是深层的、理性的和道德的。

　　首先，政治哲学的论证是深层的，它要把自己的主张建立在某种更稳固的基础之上。在传统上，这种更稳固的基础是某种形而上学——如道德形而上学或人性形而上学，也有可能是某种带有形而上学倾向的观念——如自然权利或自然法。虽然当代政治哲学大多有意与形而上学保持距离，但是它们论证的基础仍然以某种方式与形而上学间接相关，如当代政治哲学中使用的“道德权利”类似于传统形而上学的“自然权利”。

　　其次，政治哲学的论证是理性的，它在证明自己观点的过程中应该始终诉诸公共的理性。论证诉诸公共的理性意味着：论证所依赖的知识应该是常识性的，能够为普通民众所了解和把握；论证所使用的推理规则和证据规则是公共的，是能够为人们所共享的；论证用来支持自己观点的理由是能够为别人所赞同的，或者是能为别人所接受的，起码是别人没有理由加以拒绝的。

　　最后，政治哲学的论证是道德的，也就是说，它在证明中归根结底诉诸的是道德理由。一种政治哲学要对所重视的政治价值给予证明，那么它就需要给这种政治价值提供某种道德基础。比如说，当代自由主义者为了给自由寻找一个道德基础，他们通常把自由视为一种“道德权利”。同样，一种政治哲学要证明国家的合法性，也需要把国家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或者国家的建立是合法的，得到了所有人的同意（“同意说”）；或者国家的制度是正义的，合乎所有人的利益（“公平说”）。（作者单位：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