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读莎士比亚作品的意义，我只想说，再过一千年我们还是要读莎士比亚。如果你想对这个世界有更深刻的理解，如果你想了解人性的复杂深刻，那么，你就要读莎士比亚。”

　　今年4月23日，是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在全世界，人们纪念莎士比亚的活动在这段时间达到顶峰。在中国，莎翁的拥趸们也以各种方式纪念着这位对国人有着极大影响的大文豪。

　　“从‘生存还是毁灭’这句名言，到中学课本中的《威尼斯商人》节选，从传统戏剧《伐子都》，到电影《夜宴》，碎片化的莎士比亚早已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文艺评论家、诗人朱彪军对《环球》杂志记者说。

　　然而大概一些人不知道，莎士比亚来到中国已经超过了一个世纪，在中国这一百多年的发展与变革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早在1839年，清朝大臣林则徐在其组织编译的《四洲志》中就提到了莎士比亚，当时的翻译是“沙士比阿”。

　　1902年，中国近代思想家、教育家梁启超第一次把Shakespeare翻译成了莎士比亚，这个名字沿用至今。他在《饮冰室诗话》中写道：“近代诗家，如莎士比亚、弥尔顿等，其诗动亦数万言。伟哉！勿论文藻，即其气魄，固已夺人也。”

　　而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英国文学分会副会长、原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程朝翔则表示，在莎士比亚的早期普及中影响最大的是近代文学家、翻译家林纾。“虽然他并不懂外语，翻译的也并非莎翁原作，而是儿童文学作品，但他的翻译起到了‘媒’的作用。”程朝翔说。

　　著名学者胡适在莎士比亚的研究中也有着重要地位。他在美国留学期间曾经选了关于莎士比亚的课，还看了数部莎剧的演出。

　　但是在当时，胡适和其他一些学者一样，更加推崇挪威剧作家易卜生。“因为在那个年代，有战争，有革命，需要一个像易卜生那样让人对其主张一目了然的人，让人们借以显示宣传自己的立场，而莎士比亚对社会的批判没有那么直截了当。”程朝翔这样分析。

　　尽管如此，胡适还是组织了莎翁作品的翻译工作，开出了在当时很高的稿费，翻译者是梁实秋。

　　在中国，朱生豪的名字总是和莎士比亚联系在一起。他1935年开始翻译莎士比亚剧作，译稿在战火中曾两次丢失。“在那个抗战的年代，朱生豪为了躲避日军飞机的轰炸躲到了乡下，仅仅凭着两本简陋的字典在贫病交加中坚持翻译，最终在抗战胜利前一年翻译了31部半剧作，并因此耗尽了自己的生命。”程朝翔说。

　　而另外一个学者孙大雨则翻译了《李尔王》（他译为《黎琊王》），献给抗战的将士。“谨向杀日寇、斩汉奸和歼灭法西斯盗匪的战士们致敬。”他在题记中写道。

　　那些年中，莎士比亚的作品也被搬上舞台。台儿庄大捷后，《奥赛罗》公演的收入还被用于慰劳前线将士。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让自己成为人民中的一员，当时很多学者自发地通过研究莎士比亚作品中的人民性来改造自己。”程朝翔说。

　　1964年，莎士比亚诞辰400周年之际，中国大陆决定出版第一部最完整的《莎士比亚全集》，尽管直到1978年才出版。

　　中国国家话剧院副院长、著名导演王晓鹰今年59岁。他最初读莎士比亚全集时是上世纪70年代末期。“那时我21岁，莎士比亚的作品在我看来还是很遥远很神圣很高大上的。”

　　上世纪80年代，王晓鹰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为了完成作业，他首次扮演了莎翁角色哈姆雷特，首次导演了莎翁作品《奥赛罗》。

　　或许那时王晓鹰还不能预见到今天他导演的话剧《理查三世》的成功，但学习时的经历让他对莎士比亚产生了极大的兴趣。